约阿希姆·派普(Joachim Peiper)上校

Jochen

       约阿希姆·派普(Joachim Peiper)于1915年1月30日出生在柏林，祖籍巴伐利亚，昵称约亨，是德国武装党卫军军官和资深的装甲部队指挥官，曾担任过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副官，他的父亲瓦尔德马（Waldmar）是一名陆军军官，在一战期间曾在东线作战，官至陆军上尉。母亲是一个承建商的女儿。1921年1月30日，派普在德国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接受洗礼。幼年时的派普除了得过百日咳一直都很健康。1921年派普入学，学校是翰棱西小学。1925年，开始于柏林歌德中学（重文学校）接受中学教育，成绩优异，尤其是德语、历史、体育、数学。派普虽然身体看似瘦弱，但现代运动五项个个精通。1934年，派普不顾自己成绩优异、父母的反对，毅然决定考军校实现自己早就梦想的军人生涯。由于父亲深谙儿子的梦想和对儿子天赋的了解，最后予以准许，虽然为儿子不去考大学感到遗憾。同年12月，在拿到高中毕业证书。1935年1月3日派普考取了SS-Verfuegungstruppe军校。派普排行老三，有两个哥哥：大哥汉斯·哈索（Hans-Hasso）生于1910年，是一个喜欢文学艺术，狂放不羁的人，在纳萃上台后被诊断为轻度精神分裂，后在1942年被迫自杀身亡；二哥霍斯特（Horst）生于1912年，和派普一样加入了党卫队，后来在党卫军第3“髑髅”师侦察营服役，在党卫军第一“阿道夫·希特勒警卫旗队”装甲师先后任连长、营长。1935年1月，派普加入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，经迪特里希亲自审核进入“阿道夫·希特勒警卫旗队”，同年3月就被选送进入不伦瑞克党卫队军官学校，学习成为一名战场指挥官所需的知识。 1936年4月从军校毕业后，派普获得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衔，回到“警卫旗队”，在第3营第11连任排长，1938年2月升任第3营副官。同年7月被调到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参谋部工作，这项调动对于派普的职业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由于派普容貌英俊、仪表不凡，于1939年1月担任希姆莱的二级副官，并晋升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，陪同希姆莱出席各种公众活动，很快就成为柏林社交圈里的明星，同年6月又升任希姆莱的一级副官。正是在这个职位上，派普遇到了他的妻子西格德（Sigurd），两人婚后生有一子两女：海因里希（Heinrich）、埃尔克（Elke）和西尔克（Silke）。
      1939年9月1日，德国入侵波兰。9月3日，英法对德国宣战，二战正式爆发。“警卫旗队”和其他几支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一道首次走上战场，派普也第一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，但不是作为“警卫旗队”的一员，而是跟着希姆莱在战场上转了一圈。当1940年5月法国战役打响后，派普被希姆莱派往前线，出任“警卫旗队”第3营第11连排长，不过仍挂着希姆莱副官的头衔。在这次战役中，他带队追击撤退的法军，俘虏了一个连的敌军。因此，派普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，并晋升为党卫军上尉，并升任第11连连长。
       1941年6月“巴巴罗萨”行动开始，1941年10月，派普的部队也被调往前线。1941年10月，派普跟随部队杀到罗斯托夫（Rostov）城下，但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，“警卫旗队”只能放弃刚刚攻克的罗斯托夫，和其他德军部队一道撤过米乌斯河（the Mius），掘壕据守。在1941年的东线战役中，“警卫旗队”伤亡惨重，不得不撤到法国重组，直到1942年底才重返东线。在此期间，“警卫旗队”被扩编为一个装甲掷弹兵师，而派普也在1942年9月被任命为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第3营营长，并在1943年1月晋升为党卫军少校。
       1943年初的“天王星”行动中，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（Stalingrad）全军覆没，苏军趁势发起反攻，迫使德军节节败退。为了挽救危局，德军将在后方休整的党卫军“警卫旗队”、“帝国”和“髑髅”师合编为党卫军装甲军，在保罗·豪塞尔指挥下重返东线，与苏军在哈尔科夫（Kharkov）城下展开激战，但遭到了苏军顽强的抵抗，使德军的攻势陷入停顿。随后在1943年3月的另一次攻势中，终于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后重新占领哈尔科夫，将战线稳定下来。
       在哈尔科夫战役后，派普率部参加了1943年7月间的库尔斯克战役，后来又短暂地调往意大利进行反游击作战。不久，“警卫旗队”师被改编为装甲师，再次投入到东线残酷的防御战中。
       日复一日的战斗使派普获得了更多的荣誉，他在1943年5月获得了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， 同年11月晋升为党卫军中校，并被任命为党卫军第1装甲团团长，当时他才28岁，是武装党卫军中最年轻的团长。1944年1月27日，派普成为第337位获得橡叶饰的军人。派普的一路晋升和获奖自然都少不了希姆莱的关照。
       1944年4月，在东线战场上损兵折将的“警卫旗队”师再次撤到西欧重组，但没过多久就投入了诺曼底（Normandy）地区，抵抗盟军的登陆。并随后在莫德尔的指挥下，参加了对“市场花园”行动中美国101空降师的围剿。在阿登战役中，派普连续九天九夜没合眼，他的狂热战斗精神给对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位曾与派普进行过长谈的被俘美军军官这样形容他和他的部下：“与其说他们是为了信仰而拼死战斗，不如说这些魔鬼真正爱好的是战斗本身，我从未见过他们那样的战斗方式，我相信他们真的是从地狱来的。”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，派普永远成为了“战争罪犯”，在达豪审判中他被指控下令枪杀了180多名美军战俘，这就著名的“马尔梅迪惨案”。然而，至今未能找到证据。阿登战役最后以失败告终，“派普”战斗群丢盔卸甲，一无所获，但派普还是在希姆莱的照顾下于1944年12月28日获得了双剑饰，是第119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军人。
       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役中，派普被任命为一个战斗群的指挥官，以他的命字命名为“派普”战斗群，作为“警卫旗队”师的先锋部队向马斯河上的桥梁发起进攻。派普再次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凶悍作风，尽管遇到美军出乎意料的抵抗，复杂的地形，拥挤的道路和油料短缺这一系列问题，派普还是竭尽全力向预定目标挺进，为此不惜强占其他部队的进军道路，抢夺友邻部队的燃料，甚至强行把一个伞兵营并入自己的战斗群。尽管如此，派普的部队还是在拉吉雷泽村耗尽了最后一滴汽油，陷入了美军的包围。最后，派普不顾上级要求“带车辆一同撤退”的命令，抛弃了包括39辆坦克（其中有9辆“豹2”）在内的百余台车辆，率200名残部徒步突围，回到己方战线，而战役开始时这个战斗群有5000人之众。
       阿登战役后，派普随“警卫旗队”师调回东线，参加了1945年3月在匈牙利巴拉顿湖（Blaton）地区发动的“春醒”攻势。面对异常泥泞的战场，派普没好气地向上级报告：“我只有潜水艇，没有坦克！”德军的攻势遭到了惨败，派普和他的部队只能且战且退，一路向西撤退，最后向美军投降。在战争结束前夕，派普在1945年4月晋升为党卫军上校。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里戴尔-哈特称赞派普尔是"二战中德军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，他在战斗中体现出了最高级别的军事效能和奋不顾身的勇猛作风。"——《闪电战》
       派普在战后被盟军提起诉讼，指控他在马尔梅迪枪杀美军俘虏，法庭判处他死刑，后改判无期徒刑。1958年6月，派普获得假释，他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十三年，像他这样的纳萃战犯能找到工作吗？
       派普隐居了三年，随后他高调出场，坐在了保时捷公司的办公室里，身份是保时捷的秘书。这一任命引起轩然大波，工会提出强烈抗议，西德政府也警告保时捷，聘请派普这个有争议的人物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，保时捷迫于压力只得解雇派普，并且多支付了半年工资堵住派普的嘴，让他取消了申请劳动仲裁的打算。
        工会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封杀派普运动，让派普无法找到固定工作，无奈之下，派普只能去当个体户，他成为一名个体推销员，先后为大众汽车和一家木材公司从事经销活动。
        1968年，派普再一次站在了被告席上，法庭起诉他的部队于1944年在意大利与游击队的战斗中，造成34名平民死亡，这就是“博维斯小镇惨案”，九个月后法庭宣布，没有证据能证明是派普下令直接枪杀平民，撤销指控。
        虽然免掉了牢狱之灾，但德国国内的舆论及生存状况让派普感到压力山大，他沮丧地说：“我是纳萃，现在仍然是，今天的德国不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，它已经成为欧洲的一个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在其他地方定居的原因，毫无疑问是去法国，我并不特别喜欢法国人，但我爱法国。在所有事情中，我同胞的现实主义使我痛苦。”
        大约在1970年冬季，派普与家人搬到法国上索恩省一个叫做特拉弗斯的小镇隐居起来。这个小镇只有280多个居民，他最近的邻居家离他两百多米，是一个名叫埃尔温．科特尔胡特前党卫军警卫旗队师上尉，派普来这里安家很可能就是通过埃尔温介绍的，或许派普也认为在异国他乡有一位老战友做邻居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吧。
这一年派普55岁，他的儿女们都在德国工作，偶尔会来法国看望下老两口。这段时期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平静安宁，派普养养鸡种种花溜溜狗，闲暇时写写书，日子倒也十分惬意，平静的生活持续了六年，终于被打破了。
       1976年，派普为了防止狗从院子里逃跑，去商店买铁丝网，结果售货员听出了他的德国口音，还发现这老头的名字出现在了一本东德出版物上，这本“小棕书”记载了“在西德逍遥法外的纳萃战犯”名单。同年6月22日，一份法国左派报纸将派普和艾希曼、希姆莱等大战犯相提并论，并指出此人目前正在法国逍遥快活。由此，一些法国人终于找到了他们的“眼中钉”身在何方，并将他视为法德关系的绊脚石。特拉弗斯周围的道路很快被涂上了字样为“派普-党卫军（Peiper-SS）”的仇恨标语，更有甚者还直接威胁“派普，7月14日我们得为你做点什么……”，还有人开始散发有关于“派普是战犯”的海报和传单，派普家的邮筒也被砸烂了，恐吓电话也一个接着一个打进来，形势变得对派普愈发危险，他决定不再为居留许可申请续期，开始盘算搬回德国。
        派普向警察局申请保护，警方同意派一名警察保护他，但仅限于白天，天黑后不管。西德驻法国大使馆亦无能为力，仅向他表示同情，同时建议他离开法国，哪怕暂时离开避避风头也行。
       派普没有离开，他还在6月23日接受了一家法国报纸的采访，谈到自己的过去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我没有政治观点，我也不是纳萃，我只是一个军人。”把自己过去的黑历史推得一干二净。
         他这种不思悔改的态度招来更多的嫉恨，7月13日，派普收到恐吓信件和电话，对方告诉他要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的狗，但并没有直接威胁要杀了他。
        派普知道危险就在眼前，他倔强地准备抗争一番，当天，他若无其事地让妻子开车去法兰克福看儿子。支开妻子后，派普紧锣密鼓地开始布置自己的家园防线，他准备了一把.38柯尔特左轮手鎗和一支.22口径的步槍，荷枪实弹坐等威胁他的人上门。
晚上，埃尔温前来陪伴他，派普对埃尔温说，他不相信发出威胁的人真的敢杀了自己，所以并不担心，况且自己还有武器可以防身。埃尔温陪同派普到晚上十一点半，眼见没什么意外情况，他给派普留下一支雷明顿猎枪后就回家了。
       半夜一点左右，埃尔温被警笛声惊醒，从窗户望出去，他看见派普的家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消防队及时赶来灭火，但很不凑巧，水泵又出现故障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事后警方调查发现，的确是机械故障，非人为破坏所致。
       大火被扑灭后，警方在废墟里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，经埃尔温辨认，那就是派普。在废墟里还发现了派普的鎗支和子弹盒，在离他家十几米远的几棵树上有明显的弹痕，在草地里发现了弹头。在房屋周围还发现了几个尚未使用的汽油燃烧瓶。
午夜十二点过，派普发现有人割破了他家的铁丝网进入院子，于是他开枪向袭击者发出警告，他先后使用了三种武器，但并没有击中袭击者。或许派普并不想射杀对方，只希望把他们吓退就行。袭击者也没有携带鎗支，事后调查发现派普家里和外墙都没有弹痕，电话线也没有被剪断，因此找不到袭击者打算杀死派普的证据，可能他们只是希望把这个纳萃赶出法国即可。
       但房屋的后方还是被点燃，木质结构的房屋很快就大火弥漫，火海中派普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，他没有立即逃生，而是返回房间里抢救财物，他翻箱倒柜把一些个人文件和妻子的衣物扔出了窗外，其中包括他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，然后继续待在浓烟滚滚的房子里向外射击，企图赶走纵火的人，最终因吸入大量烟雾被熏到在地，燃烧的火焰无情地将他吞噬。他的手表停留在午夜一点位置，墙上的挂钟停留时间是一点零七分。
        派普的尸体被运回德国埋葬，德国警方进行了尸检，确认死者就是派普。他被埋葬在巴伐利亚舍恩多夫（Schondorf）的家族墓地 ，与他的父兄埋在一起。
       究竟是谁烧死了派普，至今依然是一桩悬案，在派普死后第二天，有一个自称“复仇者联盟”的组织宣称是他们杀了派普，法国警方调查一阵之后也没能破案，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花费心思去破获这起“烧死党卫军”的案件。这可能是一场蓄意谋杀，作案者也有可能只是想放火吓走这个“赖在法国的老纳萃”，但老头却没能从火场里跑出来——有人可能认为他死得太憋屈，有人可能觉得这就是他屡次扮演喷灯角色的报应，但这对派普来说已经无所谓了。派普的妻子在1979年去世，他的儿子海因里希后来移居美国，成为一名银行家，而他的两个女儿则隐姓埋名，下落不明。
       派普的忌日正好是法国的国庆日（Bastille Day，又称巴士底日），比起“派普死了，普天同庆”这番景象更加有趣的是，派普墓地所在的教区教会并不知道他是一名纳萃战犯，直到2013年收到博韦斯镇的来信之后才恍然大悟，为何时常有纳萃支持者和派普的狂热粉丝前来“圣地巡礼”。这一年8月19日，当地教会为博韦斯的死难者举行了祈祷仪式，而一些博韦斯的居民也在同年前来，在派普的坟前进行了祷告。